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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规定贵族、官僚、客户、商人都要交税，这就扩大了税源（这也是制定两税法的目的之一），此外客户纳税，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
三、把原来按丁征税转入按贫富征税，立法原则较为公平，很显然比租庸调制一律按丁征税合理.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赋役负担不均的不合理状况，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是有积极作用的，总之两税法是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同时这次改革反映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收税标准以人丁为主向以土地为主的转变，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代中叶赋税制度的基础.
赵匡胤开创宋朝后，其土地制度主要是土地私有制，土地国有制只占较少的一部分。
宋朝私有土地包括新兴的庶族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私有制；国有土地包括营田、屯田、官庄、职田、学田、官马牧地等等。
一、土地私有制大发展
宋朝实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国家不再执行强化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措施，不再运用政权力量进行土地再分配，不再调整土地占有关系；国家不再干预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对土地自由买卖和兼并持自由放任的态度。
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土地买卖盛行。宋高宗时，四川立限令典卖田宅者纳税印契，一次就征收到契税四百万贯，而此时四川地价每亩仅为四贯，官府卖田定价为八贯到十贯。如果税率按10％计算，土地价格取较高者每亩十贯，那么四川此次纳税印契的田地则有四百万亩，可见土地买卖的盛行。二是土地兼并大发展。北宋前期，地主侵占土地的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到北宋中期，更是达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已成俗”的地步。三是私田数量大大超过官田。如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全国垦田四百四十五万余顷，而当时共有各种官田四十四万七千余顷，仅占十分之一，到王安石变法，因推行出卖官田政策，官田所占比例降到七十五分之一。
二、官田的私田化
由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形式变为以经济手段为主，由于国家利益即税收的实现以财产为基本依据，宋代的官田也逐渐向私田方向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将官田转变为私田，或是通过各种类型的售田变为私田，或是通过赏赐官僚地产而变为私田。一是国家采用与地主相同的地租剥削方式来经营官田，如宋高宗曾说：“朝廷拓地，譬如私家买田，倘无所获，徒费钱本，得之何益？”又如太宗年间大臣陈鼎上言曰：“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这里无论观念还是剥削方式与数额，都与民间地主无异。
三、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
由于土地买卖盛行，“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从而带来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使地主阶级具体成员经济地位经常变动，这成为宋代社会的突出现象。“千年田换八百主”，“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富者贫，贫者富”等等这些言论，突出表现了宋代土地关系的这一特点。
鉴于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频繁，宋代对土地买卖实行了规范化管理手续，即买卖土地的双方要在政府机构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作为土地产权转移的证明。这种土地买卖的规范化管理，就是国家对土地买卖合法性的承认和保护。
四、土地所有权的日益集中与土地经营的日趋分散
土地自由买卖下的土地兼并，使土地所有权呈现强烈集中趋势，但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就使兼并所得土地越来越细小和分散，如宋理宗时，吏人张洪在平江府有田一百五十六亩，分散为三十八段，佃户共二十五家；淳祐三年，常州无锡县学添置“养士田”近一百段，客户五十余家，但每段土地多者七八亩，少者仅一角、二角几十步。
虽然宋朝在农业上的发展比此前的所有朝代都要快，但其在土地制度上的弊端，确是一个致命的因素。宋朝时，均田制已经被破坏了。
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这也就不难理解王石为什么会变法。
默许土地可以进行买卖，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钱去开垦那些荒废的土地，因为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
然而究竟什么样的土地制度适合于这个时代，什么样的土地制度能够执行的下去，这个问题是关乎到生死存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