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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黄杰为“变法”这事操的心一点也不比北征金国少，只是为了不惊世骇俗只得藏着掖着来搞。
那么，对于“变法”这事，民间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首先来说，这山东和陕西两地，就眼下而言并不算是富庶、稳固之地。
先说山东，虽然整个北宋时期也算承平日久，但唐末以及五代之乱使得山东人口基数大减，进入北宋后又因为辽国的崛起而居于险境，除了农业和畜牧业作为支柱不可轻慢，工商业所得到的发展并不多，哪怕一个登州和一个青州各有盐、海之利，可产出和税赋比起江南各路而言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至于说陕西，也即是以秦州为中心的整个秦凤路地区，辽人、党项人、吐蕃人甚至还有突厥人，可是来来回回如梳子一般在这片土地上梳了数百年，除了一个半吊子的畜牧业勉强维持着当地命悬一线的经济之外，哪有什么工农商可言。
所以，对于宋廷拿这两个地方做变法试点而言，对于满朝的有识之士还有各路、府的掌控官员而言都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这两个地方都已经是粪土之墙一般的存在，变法再坏又能坏到什么地方去。
然后，黄杰和王黼商议许久，以王安石的《青苗法》为蓝本搞出的《新青苗法》以及夹带在其中的“一条鞭法”，怎么看都算是秉承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这些人遗志，在法理上较为能够得到士大夫阶级和百姓的接受。
对了，元祐是北宋哲宗赵煦的年号，这老子神宗赵顼要变法，用了王安石搞事情，后来儿子哲宗赵煦不变了，就让砸锅的司马光搞复辟。
从此以后，支持变法的人称元丰党人（元丰是神宗年号），反对变法的为元祐党人。
到了赵佶这朝，变法派声势大振，丞相蔡京对司马光这帮人恨得要死，但此时人都死了，也没法再贬斥发配。于是老蔡京为了彻底清除余毒，奉皇帝的旨意下令各州县大刻元祐党人碑，宣布这些人属于奸党，要勒之于石，让他们千秋万代臭下去。
此外，苏轼和苏澈两兄弟其实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内容（如免役法）还是比较认同的，对于一些较为激进的变法内容，也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意见，从主观上来说还是支持变法的。只是这两兄弟算是交友不慎，屁股的位置决定了脑袋，所以人家就是要把他俩归列在复辟派里，于是兄弟俩也就只好做元祐党人了。
结果，苏轼和苏澈哥俩也就被贬了又贬，苏轼就一直发到海南岛的儋州，相当于到天涯海角了，结果幸亏如今他阴差阳错的成了黄杰的爷丈人、外太公，而黄杰又特么十分能干，非要给他正个名，如今打着他们的名义来挂羊头卖狗肉，若是黄杰这新法要真能变成功了，对于二老而言怕也应该要含笑九泉了吧！
至于黄庭坚，他更是私下称赞王安石为“一世之伟人”，他的族侄黄次山为《临川集》写序，也提到黄庭坚称王安石不朽（东京之子美，而鲁直称为不朽）。但是在元祐朝修国史时，黄庭坚却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和陆佃（陆游的爷爷）有诬史谤书的争论，所以这人也跟苏家兄弟一样，因为帮亲不帮理，最后落了个勒石为记，遗臭万年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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