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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孔子的有关伦理学中，忠与恕是并列的。
因恕而得到忠，为忠以行恕。忠恕是实行仁的方法，是仁的内容。同时又是孔子思想的一贯之道。
勇，儒家的伦理范畴。指果断、勇敢。孔子把勇最为施仁的条件之一。用必须符合仁义礼智，而且不能疾贫，才能成为勇。
让，指谦让、礼让。对人的谦让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
日本人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搞得次序不清，断章取意——名、忠、勇字排在前面。
如此一排序，就成武士道精神；成为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依据。
日本当权者需要用武士道去激励士气，巩固军队，也需要用武士道去禁锢和统一国民的思想。
为此，他们开足宣传工具的马力，打着拯救日本的幌子，强行灌输皇国论、大和魂、为天皇尽忠等思想。
武士道本来是一套道德体系，崇尚克己，奉公，勇敢，隐忍，谦让，的道德伦理观；日本统治者却断章取义，过分突出勇和忠。
因为自古武士把武士刀和和弓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
当这种对于淡然面对死亡的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变为了无视他人的生命价值；同时也就很草率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
武士道在刚出现的时候，它的本意还是善良的；只是到了后来才被统治者用到了歧路上去，同时也就让周围的人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武士道的目的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规章很相近——为战士设定生存的理念，将他们由受雇的杀手的地位加以升华。
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崇尚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忠诚等种种美德。
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不会避开堪称无谓的自我牺牲。
被敌人团团围住，仍然英勇厮杀的武士；以武士道的标准看，乃武士由衷忠诚的具体表现。
事实上并非如此，比起欧洲的骑士精神来说一点也不稀奇；受到武士道深深影响的武士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时，根本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生死对一切果说，还在其次，让自己行动发挥效果才是正道。
奋力一试，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得一死，也比毫不尝试来得好，因为武士完全不用考虑自己的得失，而奋勇向前。
武士道并非要人一味死战，不管胜算多寡，将自己陷入困境。
武士必须智勇全，无谓的性命是错误而愚不可及的行为。
像是经常出现的那城内守军开城迎击敌人的自杀行为，就得用武士道重新审视一番。
出城迎击围攻城堡的敌军，不啻是自杀行为，但要是能牵制敌军，让领主有时间击退敌军；就是忠义和英勇的表现，而不是自我毁灭的冲动。
武士道的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
勇，要求武士具备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
仁，使武士不至成为黩武主义的武夫，而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
礼，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
诚，要求武士保持诚实，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名誉的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明确的自觉，它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
忠义，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它是存在于各种境遇中的人们关系的纽带，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
克己，要求武士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能被欲望左右信念，这样才能侍奉君主，保护领国领民。
关锦璘思考着儒家的道德伦理和日本人断章取意的武士道精神，已经走进抗日学堂。
抗日学堂设在关帝庙的大殿之中，高峻耸立的关帝塑像前面横摆着十几排长型条桌，几十个男女孩童正襟危坐在长型条桌前面；认真听老师讲课。
老师留前尽头，一身笔挺的中山服装，在黑板上写着：“我是中华国民，我爱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现在虽然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
0个粉笔字遒劲有力，前进头老师把手指在黑板上领念一遍；坐在下面的孩童跟着老师朗读一遍。
老师将0个字给学生讲述领念数遍，又在黑板上写了：“练就本领，打倒小日本！将日寇赶出中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强身健体，保家卫国！”
依旧是领念，依旧是朗读；郎朗的读书声在偌大的关帝庙内回荡。
关锦璘眼睛有点酸楚，心想抗日学堂果然在宣传抗日理念；抗战从娃娃抓起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关锦璘在曹子星的介绍下跟前进头老师认识，这才发现，男女学童全都穿着童子军制服。
关锦璘向邬天鹰招招手，邬天鹰走过来；关锦璘问她银子保存的法币还有多少钱？
邬天鹰说银子负伤后让她拿着，还有000多元。
关锦璘义无反顾地对邬天鹰说：“拿000元捐献给白鹤村抗日学堂……”（未完待续）